頒布實施不久的中國刑事訴訟法第一次以專章的形式規(guī)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標志著中國向獨立的少年刑事立法邁出了可喜的一大步。隨著司法改革的深入，特別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的逐步建立，未成年人刑事羈押與矯正必將更能體現(xiàn)“兒童最大利益原則”。

　　(一)未成年人審前羈押制度完善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國刑事訴訟法》首次區(qū)別成人明確規(guī)定“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而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就如何嚴格限制適用逮捕進行了具體的規(guī)定：一是“根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實、主觀惡性、有無監(jiān)護與社會幫教條件等，綜合衡量其社會危險性，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二是“對于罪行較輕，具備有效監(jiān)護條件或者社會幫教措施，沒有社會危險性或者社會危險性較小，不逮捕不致妨害訴訟正常進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不批準逮捕。”三是“對于罪行比較嚴重，但主觀惡性不大，有悔罪表現(xiàn)，具備有效監(jiān)護條件或者社會幫教措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逮捕不致妨害訴訟正常進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不批準逮捕：(一)初次犯罪、過失犯罪的;(二)犯罪預備、中止、未遂的;(三)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現(xiàn)的;(四)犯罪后如實交代罪行，真誠悔罪，積極退贓，盡力減少和賠償損失，被害人諒解的;(五)不屬于共同犯罪的主犯或者集團犯罪中的首要分子的;(六)屬于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或者系在校學生的;(七)其他可以不批準逮捕的情形。”如果說這次立法規(guī)定是建立中國專門未成年人審前羈押制度的第一步，那么，隨著具有中國特色少年司法制度的確立，未成年人審前羈押制度仍將在以下方面加以完善：首先確立例外原則。根據中國簽署的《北京規(guī)則》第13條有關“青少年被羈押等待審判應作為萬不得已的手段使用，而且時間應盡可能短，如有可能應采取其他替代辦法”的規(guī)定，未成年人審前羈押應當作為“例外”，而不是如現(xiàn)在這樣成為“常規(guī)”。“嚴格限制適用”是相對成人而言的，其前提還是將羈押作為常規(guī)來看待的，中國既然已經簽署的《北京規(guī)則》就應當將有關規(guī)定體現(xiàn)在國內法中，“例外原則”是對《北京規(guī)則》第13條精神的概括，應當成為未來中國未成年人羈押制度的原則。其次嚴格逮捕條件。就立法規(guī)定而言，成人與未成年人的逮捕條件是沒有區(qū)別的，這次《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明確規(guī)定不適用逮捕的情形，也只是對逮捕條件的具體化以增強可操作性而已。為此，例外原則一旦確立，現(xiàn)有的逮捕規(guī)定就不能再適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需要對什么情況應當逮捕作出專門規(guī)定。第三建立司法審查。與由檢察機關批準逮捕的現(xiàn)有規(guī)定不同，隨著少年司法體制的確立，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逮捕也應當由少年法院來審查確定。當然，少年法院不是一般意義的法院，它承擔著專門保護未成年人的職責，少年法院對逮捕的審查也有別于通常所說的司法審查。最后，發(fā)展替代措施。未成年人一旦涉罪，就必須接受司法處理，對未成年人特殊保護并不排斥正當的刑事司法利益，所以不得已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對他們進行逮捕。由此，要在特殊保護和保護司法利益之間取得平衡，使例外原則得以落實，就需要大力發(fā)展羈押替代措施。近年來，江蘇無錫、常州等地通過在企業(yè)建立“未成年人保護基地”的形式，以化解外地涉罪未成年人取保難的難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由此，以擴大取保人范圍來擴大涉罪未成年人的取保候審適用，將是中國未來替代逮捕羈押的主要措施。[1]

　　(二)未成年人收容教養(yǎng)制度改革

　　未成年人既是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家庭的核心，那么，未成年人的保護應是國家、社會和家庭的共同責任。隨著中國社會的發(fā)展，國家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力度雖然在不斷加大，但由于歷史欠債太多，因此對未成年人的保護還存在著制度性缺失。如有這樣一種現(xiàn)象，即有些未成年人違法，甚至犯罪，由于達不到追究法律責任的年齡，學校管不了，公安不好管，交給家長管又管不住，只好任其發(fā)展，等到達到責任年齡再處罰。如果能夠早一些干預，不僅可以防止他們進一步下滑，還可以減少違法犯罪的損害。從這個意義講，未成年人收容教養(yǎng)制度，由于能夠有效地解決家庭管不住，學校管不了，公安不能管的罪錯未成年人的管教問題，因此可以彌補現(xiàn)有未成人保護制度的缺失，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但要使現(xiàn)有收容教養(yǎng)制度發(fā)揮更多特殊保護作用，仍需要進行以下方面的完善：首先，明確制度性質。收容教養(yǎng)雖然由刑法規(guī)定，但顯然不是一種刑事處罰。如果說它是一種行政處罰，而現(xiàn)行的行政處罰法中又沒有這樣一種處罰方法。根據收容教養(yǎng)適用對象以及對未成年人特殊保護的精神，將收容教養(yǎng)定性為強制性的教育矯治措施較為合適。其次，擴大適用范圍。如果將其定性為強制性的教育矯治措施，那么就可以分為機構性教育矯治和非機構性教育矯治，適用的范圍也隨之可以擴大，不僅包括現(xiàn)行收容教養(yǎng)的兩類對象，還可以將家庭管不住、學校管不了、公安不好管的“三不管”罪錯未成年人也納入其中。第三，完善決定程序。隨著收容教養(yǎng)對象范圍擴大，收容教養(yǎng)方式由單一的機構教育矯治，發(fā)展為包括非機構教育矯治多種方式，那么決定程序也應當重新設計。機構性的教育矯治由于涉及對人身自由的剝奪，在程序上可按更利保障人權的三方組合的司法模式建構，而非機構的教育矯治涉及對人身自由的部分限制，在程序上可采用效率較高的聽證程序。而收容教養(yǎng)的期限應當與收容教養(yǎng)對象的罪錯行為的嚴重程度相適應，機構收容教養(yǎng)期限不宜太長，并要與行政處罰、刑罰相銜接，以3個月到1年為宜。非機構性的收容教養(yǎng)期限可適當延長，在6個月到3 年之間。在機構性與非機構性教育矯治之間應當建立起相應的銜接機制，對在機構內教育矯治的對象，只在符合一定的條件可以進入非機構教育矯治，當然，非機構教育矯治的對象，如果出現(xiàn)新情況也可按程序進入機構進行教育矯治。

　　(三)未成年人罪犯行刑矯正創(chuàng)新

　　回顧過去，中國的未成年犯管教所在羈押條件、矯正處遇等方面的特色越來越明顯，展望未來，未管所的“三化”，即法制化、科學化和社會化建設將更加深入。如果說法制化確立了未成年犯在矯正中的主體地位，社會化明確了未管所與社會在行刑矯正中的關系，那么科學化指明了行刑矯正必須遵循其自身的規(guī)律。針對當前我國未成年犯矯正仍以經驗為主導的實情，有必要在循證理念指導下，創(chuàng)新矯正介入措施，推動循證矯正，[2]深化矯正科學化。首先，細化矯正目標。中國《監(jiān)獄法》確立了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的矯正工作目標，但要將這一法律目標轉換成可供實踐遵循的操作目標，需要深入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分析他們重新融入社會面臨的問題，找準并創(chuàng)造條件滿足他們的矯正需求。其次，評估矯正效益。監(jiān)獄矯正資源是有限的而優(yōu)質資源更是短缺，如何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優(yōu)的效果是科學矯正必須考慮的。中國雖然特別強調個別教育，但整個矯正模式仍是粗放式的，主要仍由監(jiān)獄警察根據經驗進行矯正。近年來，監(jiān)獄實踐部門圍繞改造質量評估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形成了兼顧獄內安全、秩序要求和罪犯融合社會的評估內容，但這種評估關注的是結果而不是達到這一結果的過程，因此常常“新瓶裝陳醋”換湯不換藥，對矯正活動本身的規(guī)范意義不大。而循證矯正的引入，不僅要建立矯正目標與操作性目標之間的聯(lián)系，而且建立實現(xiàn)良好矯正效果的規(guī)范流程，如如何確定誰是最需要矯正的?如何確定矯正對象的需求?如何選擇最好的矯正措施或方案，如此等等。第三，整合矯正力量。罪犯矯正涉及矯正者、矯正對象、研究者和資源管理者等多方面的關系，如果經驗性的矯正只注意發(fā)揮矯正者自身的作用，那么循證矯正注重協(xié)調多方關系，發(fā)揮各方在矯正中的積極性。經過多年的努力，中國的監(jiān)獄警察與未成年犯的關系，雖然已經由過去的“命令——服從”關系，開始轉向平等的“權利——義務”關系，但是在矯正過程中未成年犯仍主要是一個被動接受矯正的對象，他們既不能參加討論制定矯正自己的方案，也無法充分發(fā)揮自我矯正的主觀能動性，而循證矯正的實施，將改變未成年犯的被動角色，并實現(xiàn)由要他們矯正向自己要求接受矯正的轉變。未成年犯矯正研究在中國方興未艾，研究成果雖然在認識罪犯和矯正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對矯正實踐的實際指導仍然極其有限。而要實現(xiàn)研究與實踐的結合，需要解決研究方法的轉變，即由規(guī)范研究向實證研究。而大力開展實證研究則需要矯正管理機構更加開放，并給予研究以更多的支持，隨著中國循證的推進，這一變化也稍稍發(fā)生了。矯正資源是有限的，而要發(fā)揮資源的利用率就需要實行有效管理，確立矯正資源向最需要即風險高的罪犯投放的原則，形成確定罪犯風險高低的評估工具，有計劃地培訓監(jiān)獄警察等。最后，優(yōu)化矯正措施。教育(包括思想、文化和技術)，組織罪犯勞動和管理被稱為中國改造罪犯的“三大”傳統(tǒng)手段，而新世紀迅速發(fā)展起來的心理矯治則被看作是“第四大”手段。不可否認，這些手段在改造末代皇帝、各類戰(zhàn)犯和刑事犯，創(chuàng)造“中國奇跡”方面發(fā)揮了獨特的作用，但在科學矯正不斷深入的今天，究竟那些措施?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更多還是一種經驗性的感知，缺乏實證的數據。為此，在推進循證矯正過程中，不僅需要適應罪犯矯正需求不斷創(chuàng)新矯正措施，而且需要對傳統(tǒng)的矯正措施加以鑒別，通過“去偽存真”的循證研究和實踐，找出并發(fā)展出真正具有矯正效果的措施。

　　[1] 鄒川寧主編：《少年刑事審判若干程序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頁。

　　[2] 在中國司法部張?zhí)K軍副部長的倡導下，自2012年以來，中國罪犯矯正領域掀起了介紹、研究和實踐探索循證矯正的熱潮。循證矯正作為一種全新的矯正理念，一種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可操作的實踐框架，必將對以經驗為主的矯正產生巨大沖擊，并進一步深化中國罪犯矯正科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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