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護是現代刑事訴訟的基本職能之一， 辯護權更是現代刑事訴訟中被追訴人享有的基本人權。在現代刑事訴訟理念和構造中， 控審分離， 無控訴則無審判， 保證了審判權啟動的正當性; 無辯護即無審判， 則保證了審判權運行的正當性。 根據 2014 年 6 月 27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qū)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決定》， 2014 年 8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在部分地區(qū)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辦法》， 試點工作正式展開。南京刑事律師作為刑事領域的一位具有豐富經驗的資深律師，下面就刑事速裁程序中所存在的問題、刑事速裁程序如何通過工具理性實現底線正義，如何在實體正義、程序正義和司法效率中取得動態(tài)的、可接受的平衡等問題，闡述自己的一點看法，希望對大家有所裨益。

　　一、刑事速裁程序的優(yōu)點

　　1. 工作效率得以明顯提高

　　刑事速裁程序是在合理配置司法資源的迫切需求下出現的， 因此， 通過對案件進行繁簡分流來提升程序效率， 是刑事速裁程序應實現的重要目標。刑事速裁程序通過對辦案流程的簡化， 在庭審、裁判、宣判等多個方面實現了程序之"速"， 即程序的快速運行。

　　2、被告人權益得到保障

　　其一， 被告人具有程序選擇權， 對于這一方面， 主要體現為兩點， 第一點是體現在速裁程序的適用條件設置上， 即被告人認罪認罰與對適用速裁程序的同意是適用該程序的重要前提， 也是刑事速裁程序正當性的重要基礎; 第二點是體現在程序的啟動權設置上， 《辦法》指出， “辯護人認為案件符合速裁程序適用條件的， 經犯罪嫌疑人同意， 可以建議人民檢察院按速裁案件辦理”， 通過賦予辯護方對程序啟動的建議權， 為被告人的程序選擇權提供保障。

　　其二，速裁程序也注重保障被追訴人獲得法律幫助的權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若要做出是否同意適用速裁程序、是否認可罪與罰之選擇， 其必要前提就是要對這些法律問題有清楚的認知， 否則， 其所作出的選擇是否出于自愿就難免會存在疑問。設置值班律師向被追訴人提供法律幫助， 在審前向被追訴人告知速裁程序的相關內容， 為其解釋選擇認罪及適用速裁程序需要面臨的法律后果， 可以保障被追訴人有效行使其訴訟權利。

　　3、社會效果好

　　第一，由于相比于司法人員， 律師更易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溝通， 因此在值班律師的法律幫助下，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理性地行使自己的權利， 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從內心切實感受到自己在訴訟過程中的權利與地位， 推進速裁程序的順利運行;

　　第二， 從速裁案件的量刑結果來看， 我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在實踐中得到了進一步貫徹與落實。

　　二、速裁程序存在的問題

　　1、辯護率較低。

　　刑事速裁程序中律師參與度低的現象， 難免會讓大家質疑被追訴人認罪認罰與適用速裁程序的自愿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多缺乏法律知識， 他們在司法人員辦案過程中往往會處于孤立無援的境遇， 也會因此要面對很大的心理壓力， 如若存在司法人員的違法行為， 更是無法有效維護自身合法權利。因此， 有學者對刑事速裁程序中辯護權的失落表示擔憂， 擔心速裁程序在提升訴訟效率的同時， 會因人權保障不到位而出現不公正現象。

　　2、值班律師制度形式化。有學者在進行實證調研時發(fā)現， 雖然刑事速裁程序設計了值班律師制度為被追訴人提供法律幫助， 但是值班律師制度存在形式化、低質量現象， 需要予以關注。從重慶市的試點情況來看， 11 個試點區(qū)縣中只有 6 個區(qū)縣建立了值班律師制度， 而即便是在建立值班律師制度的區(qū)縣， 法律援助機構大多沒有在法院、檢察院、看守所派駐值班律師， 值班律師制度的落實情況并不樂觀。

　　三、速裁程序中的工具理性和底線正義

　　1、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指的是一種在計算最經濟地將手段應用于目的時所憑靠的合理性。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獲比率， 是工具主義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

　　刑事速裁程序在制度上與實踐中通過靈活設置開庭時間、簡化通知與送達程序、適用獨任制審判、省略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程序、簡化文書格式等方式， 盡量使辦案過程的每個環(huán)節(jié)都能實現"速"這一特點。然而， 刑事速裁程序通過省略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環(huán)節(jié)以簡化庭審過程的做法， 是否會與"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求相沖突， 也成為很多人對速裁程序改革的擔憂之處。

　　3、維護底線正義

　　在現代刑事訴訟構造下， 辯護、控訴、審判三項基本訴訟職能共同維系、支撐著司法公正的實現。

　　通過辯護職能對控訴、審判職能的抗衡與制約， 來維系和實現司法公正。刑事速裁程序畢竟也是一個審判程序， 仍然保留著控訴、辯護、審判的結構形式， 辯護仍然作為一種刑事訴訟職能而存在， 不能因為追求效率而將被追訴人的辯護權剝奪殆盡， 仍然需要恪守"底限正義"。底限正義構成了刑事速裁程序辯護的另一價值維度。

　　無罪推定作為近現代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 是刑事司法領域人權保障的基石， 也是刑事辯護國際標準的要求。正是基于此， 底限正義要求出于司法公正和預防錯案之目的， 刑事速裁程序必須堅守無罪推定原則， 給被追訴人提供最基本的法律幫助， 以防止被追訴人在強大的國家追訴力量面前毫無爭辯、反抗之力， 只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斃。應當說， 盡管有所不足， 《辦法》還是通過對適用條件的限制以及設立值班律師制度等來維護底限正義。如《辦法》規(guī)定適用速裁程序的案件應當"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 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 都旨在防止將無辜的人定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適用速裁程序等條件， 旨在保證被追訴人的選擇權。《辦法》規(guī)定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制度也是出于保障被追訴人律師幫助權的需要。《辦法》還規(guī)定人民法院適用速裁程序審理案件， 應當當庭詢問被告人對被指控的犯罪事實、量刑建議及適用速裁程序的意見，聽取公訴人、辯護人、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這意味著， 法院依然要恪守控審分離、控辯平等、法官中立的程序構造， 對案件進行審查， 聽取辯護人意見， 而不是對控訴意見、認罪意見或者辯護意見照單全收。

　　工具理性追求目標的實現， 而價值理性堅持對固有價值的信仰， 價值理性可以在精神上與方向上為工具理性做出引導， 使制度在運行過程中不會失去本真， 二者體現出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轉化的辯證關系。因此， 我們認為， 在工具理性和底限正義雙重價值法則相互作用的力量支配之下， 刑事速裁程序既不能因為強調辯護權保障而嬗變?yōu)樾淌缕胀ǔ绦颍?亦不能忽視辯護權而淪為行政治罪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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