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南京刑事律師網的李勇帶來主題是關于：刑事合規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關系之梳理，希望能幫助大家。

　　2018 年，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增加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這是一種在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的情況下，給予從輕、減輕、甚至免除處罰處遇的制度設計，其基 本特征是“程序從簡”和“實體從寬”。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本質上屬于認罪協商，是檢察官主導的一種量刑協商機制。盡管《刑事訴訟法》沒有對認罪認罰案件從寬幅度進行具體規 定，但從此前全國 18 個城市試點的情況看，從寬幅度有的可以達到 30%，個別地方甚至 可以高達 50%。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于適 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對從寬幅度也進行了原則性規定。認罪認罰從寬被規定 在《刑事訴訟法》總則中，是“貫穿整個刑事訴訟程序的重要制度”，也是被告的一種權利，應當平等地適用于所有犯罪主體，既適用于自然人犯罪也應適用于單位犯罪。2018 年 11 月 6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談論保護民營企業產權時指出：“對于涉企業犯罪， 要落實好修改后刑事訴訟法有關認罪認罰從寬的規定，對符合改變羈押強制措施的及時改變，對符合從寬處理的案件依法堅決從寬”。2018 年 11 月 16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相關負責人再次就辦理涉民營企業刑事案件中如何貫徹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時指出，辦理涉民營 企業案件，應當根據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落實認罪認罰從寬的相關要求，堅持平等保護，不能因不同經濟主體而在認罪認罰從寬適用范圍上有所不同。對于涉案民營企業經 營者能夠主動配合檢察機關調查取證，認罪態度好，沒有社會危險性的，不采取拘留、逮捕 措施。對于符合速裁程序和簡易程序條件的涉民營企業案件，應當依法從速辦理。2020 年 2 月 26 日中央政法委會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了《關 于政法機關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間復工復產的意見》再次重申，在涉企業案件辦理中，積極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落實少捕慎訴司法理念。總之，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及相 關規范性文件的規定，單位犯罪認罪認罰的，可以從寬。這為刑事合規的本土化建構創造 了極佳的切入口。這里所蘊含的刑事合規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關系需要從理論上進一步 揭示。

       刑事合規與認罪認罰從寬都是刑事司法模式由對抗走向合作趨勢中的一環 傳統刑事司法模式是國家壟斷的刑罰處罰與犯罪行為的二元對立模式。但是這種傳統 二元對立模式進入現代以來正在悄然發生改變。西方國家 20 世紀 70 年代興起的“恢復性司法”運動，著眼于修復因犯罪行為而遭受破壞的社會關系，國家給予被害人與被告人之間的 諒解、合作予以認可和鼓勵，這種認可和鼓勵直接體現為刑罰上的從寬。在這一觀念的影響下，我國在 2001 年開始試點刑事和解，到 2012 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正式立法，刑事和解的案件可以從寬處理甚至可以不起訴。這是一種全新的合作刑事司法模式。與刑事和解相似的是刑事協商程序，辯訴交易在英美法系具有悠久的歷史，受英美法系辯訴交易的影響，大陸法系國家相繼推出認罪協商程序，其基本特征就是被告人認罪與代表國家的檢察官合作，以獲得從寬處罰的處遇。這種合作型刑事司法模式已成為一種世界性潮流。 從恢復性司法到刑事和解，從辯訴交易、認罪協商到認罪認罰從寬，代表著刑事司法模式從對抗走向合作的趨勢。合規計劃是這種變化中的一環，通過企業的自我管理來代為履 行國家的犯罪預防職責，配合國家的司法調查，獲得從寬處罰的處遇，與認罪認罰一樣也是 一種合作模式。合規計劃的重要特點是自制與共制的結合，屬于“規制了的自制”，公、私 規章制度之間的合作、協作。“合規計劃與私人規范融入到國家法律制度中，這是當前預防 經濟犯罪的最引人注目的方式”。可以說，這種“規制了的自制”理念是一種全新的刑事 政策模式。德國學者托馬斯· 羅什指出：企業“合規計劃”是一種犯罪控制和治理的“家 庭模型”，其“特別的魅力在于原本屬于國家主權的管理責任轉移給了私人”，刑法模式由 “對抗模式”走向“合作模式”，因此，將其視為新刑法的風向標不是沒有理由的。刑事合 規表明刑法的演進受到了民法協商一致原則以及在公法領域已被討論已久的由國家化到私人 化一般發展的影響。

       合規從輕與認罪認罰從寬的正當性根據相同 認罪認罰案件可以實體從寬的正當性依據何在?換言之，認罪認罰的被告人為什么可以 從寬?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德國的認罪協商制度有相通之處，德國法學界對認罪協商 制度的爭議焦點之一在于認罪協商與實體刑法的責任主義原則是否存在沖突問題。實體刑法 上的個人罪責原則和程序法上的職權調查原則，被視為阻止類似辯訴交易制度在德國興起的 兩個因素。盡管如此，“德國刑事訴訟程序正以難以想象的速度和不可阻擋的動力，發展 出一種新的程序性結案方式”，“這種新的程序性結案方式，在德國被稱作協商、協議、諒 解，甚至被稱作交易。”我國《刑法》第 5 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 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刑法理論將其概括為罪刑均衡原則，屬于責任主義原則的內容之一。罪刑均衡，也稱罪刑相當、罪刑相適應，其基本含義是對被告人判處刑罰的輕重 應當與其所犯罪行的輕重相當，簡而言之，犯多大的罪應當承擔多重的刑。罪刑均衡原則起源于因果報應，是一種樸素的正義觀，貝卡利亞指出，“犯罪對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 使人們犯罪的力量越強，制止人們犯罪的手段就應該越強有力。認罪認罰案件為什 么可以從寬?現代意義上的罪刑均衡早已走出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報應刑觀念，而 走向了報應與預防折中的并合主義。根據并合主義原理，刑罰正當化根據是報應的正當性 與預防目的的合理性的結合。對被告人施加刑罰以其具有罪責能力為前提，不得對沒有罪 責能力的人施加刑罰，罪責為刑罰的合法性奠定基礎，也為刑罰劃定了上限(責任刑);但 是刑罰的裁量還必須考慮預防犯罪的必要性(預防刑)。“預防目的使刑罰具有必要性，罪責 原則限制其合法性”。因此，量刑就是裁量責任刑和預防刑，具體裁量刑罰時，先根據影響 責任刑的情節裁量責任刑，然后，在責任刑之下根據影響預防刑的情節確定宣告刑。這里的預防包括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而一般預防又分為消極的一般預防和積極的一般預防。消極的一般預防是為了威懾一般人不實施犯罪，而積極的一般預防是為了積極地強化人們對刑 法規范的忠誠和對法秩序的信任。裁量預防刑時可以因預防必要性降低而從寬處罰。認罪 認罰的被告人，由于其認罪并愿意接受懲罰，其預防必要性明顯降低。事實上，與賠償、刑 事和解、訴訟時效等一樣，“許多程序性條件中，特殊預防的需要被明顯地減少了”。因特殊預防的必要性降低，所以可以減輕甚至免除刑罰處罰。同時，通過對認罪認罰的被告 人刑事責任的減輕、免除，激勵一般人對刑法規范的忠誠和信任，進一步實現積極的一般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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