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7月25日首次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審議。

刑法是國家基本法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居于基礎性、保障性地位，對于打擊犯罪、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具有重要意義。自1997年全面修訂刑法，形成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以來，我國主要通過修正案的方式對刑法作出修改完善。

“總體看，現行刑法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以修正案方式對刑法作出修改完善，能夠及時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和適應預防、懲治犯罪的新情況新需要，較好地維護了刑法的穩定性和適應性。”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春耀說。

據沈春耀介紹，這次刑法修改出于幾個基本考慮。一是，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將黨中央決策部署轉化為法律制度。緊緊圍繞黨中央反腐敗和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的大政方針，更加注重統籌發揮好刑法的規范保障、引領推動作用。二是，堅持問題導向，聚焦實踐中的突出問題，增強修法針對性。三是，堅持系統觀念、法治思維，精準把握懲治對象和行為。

從內容上看，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共修改補充刑法7條，涉及兩個方面，主要是就行賄和民營企業內部人員腐敗相關犯罪規定作進一步完善。

談及此次修法的必要性，沈春耀指出，系統治理行賄犯罪問題，需要進一步發揮刑法在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中的重要作用。近年來民營企業內部人員腐敗情況增多，懲治民營企業內部人員腐敗犯罪，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刑法規定。

同時，此次修法也是適應反腐敗斗爭新形勢的需要。“實踐中同期判處的行賄案件與受賄案件數量相比嚴重失衡，行賄人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比例過高，對行賄懲處偏弱的問題仍然存在，不利于切斷行受賄犯罪因果鏈，需要從刑法上進一步明確規定，對一些嚴重行賄情形加大刑事追責力度。”沈春耀說。

沈春耀還強調，此次修法也是進一步加強對民營企業平等保護，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的需要。黨中央始終高度重視民營企業發展工作，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兩個健康”，要求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刑法對國有公司、企業相關腐敗犯罪作了規定，不適用于一般的民營企業。

“這次修改刑法，增加民營企業內部人員故意背信損害企業利益的相關犯罪，將進一步加強平等保護，為民營企業有效預防、懲治內部腐敗犯罪提供法律手段，積極回應企業家關切。”沈春耀說。

行賄罪的最高刑是無期徒刑，在法定刑上體現了嚴厲懲治。草案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修改完善刑法第三百九十條行賄罪的處罰規定。

據介紹，這次修改主要是將黨中央確定要重點查處的行賄行為在立法上進一步加強懲治，草案增加一款規定：對多次行賄、向多人行賄，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等六類情形從重處罰。同時，調整行賄罪的起刑點和刑罰檔次，與受賄罪相銜接。

為貫徹落實從嚴懲治行賄犯罪的精神，做好銜接，草案還加大對單位受賄、對單位行賄犯罪行為的懲處力度。將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條單位受賄罪的刑罰由原來最高判處五年有期徒刑的一檔刑罰，修改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和“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兩檔刑罰；在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條對單位行賄罪中，增加一檔“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的刑罰。

實踐中單位行賄案件較多，與個人行賄相比法定刑相差懸殊。一些行賄人以單位名義行賄，規避處罰，導致案件處理不平衡，懲處力度不足。對此，草案調整、提高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單位行賄罪的刑罰。將單位行賄罪刑罰由原來最高判處五年有期徒刑的一檔刑罰，修改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和“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兩檔刑罰。

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百六十六條和第一百六十九條分別規定了國有公司、企業相關人員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為親友非法牟利罪和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國有資產罪。

這次修改在上述三個條文中各增加一款，將現行對“國有公司、企業”等相關人員適用的犯罪擴展到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內部人員具有上述相應行為，故意損害民營企業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的，也要追究刑事責任，進一步加大對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保護力度，加強對民營企業平等保護。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負責人就

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答記者問

新華社北京2023年7月25日電 7月25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初次審議了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本次修改完善，主要有哪些背景，如何準確把握草案的修改精神？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負責人王愛立回答了記者提問。

答：習近平總書記就懲治行賄犯罪問題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黨的十九大、二十大都強調“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我們要清醒認識行賄人不擇手段“圍獵”黨員干部是當前腐敗增量仍有發生的重要原因，行賄與受賄是一體兩面，行賄人“圍獵”是政治生態的一個重要“污染源”，對行賄行為決不能縱容，對屢教不改者要從嚴處置，堅決查處多次行賄、巨額行賄、向多人行賄、危害一方政治生態的行賄人。

實踐中存在對行賄懲處偏弱的情況。從有關數據看，同期行賄受賄案件查處數量差距較大，從這些年法院一審新收案件數量看，行賄罪與受賄罪案件數的比例大概在1∶3，有的年份達到1∶4或者更大比例。實踐中一個受賄案件對應的行賄人通常為多人，如果考慮到這一情況，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行賄人（次）比例會更高。這種過于寬大不追究行賄的情況不利于切斷賄賂犯罪因果鏈。系統治理行賄犯罪問題，需要進一步發揮刑法在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中的重要作用。這次修改是在2015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修改行賄犯罪的基礎上對行賄犯罪的又一次重大修改，從刑法上進一步明確規定，對一些嚴重行賄情形加大刑事追責力度。

答：行賄罪的最高刑是無期徒刑，在法定刑上體現了嚴厲懲治。這次提請初次審議的修正案草案主要是在立法上進一步明確和加強懲治，在行賄罪規定中增加一款規定：對多次行賄、向多人行賄，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在國家重要工作、重點工程、重大項目中行賄，在組織人事、執紀執法司法、生態環保、財政金融、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幫扶救災、養老社保、教育醫療等領域行賄，為實施違法犯罪活動而行賄，將違法所得用于行賄等六類情形從重處罰。同時，調整行賄罪的起刑點和刑罰檔次，與受賄罪相銜接。另外，本次修改還進一步調整、提高了單位行賄罪、對單位行賄罪等相關賄賂犯罪的刑罰檔次，加強犯罪懲治。

修正案初審后，我們將根據各方面意見進一步修改完善。關于行賄犯罪，有關執法司法部門應當準確把握立法精神，加強和改進有關工作。在保持懲治受賄犯罪高壓態勢的同時，加大對行賄行為懲治力度，妥善把握查處行賄的政策尺度，扭轉有的執法辦案人員重受賄輕行賄的觀念，不斷提升辦案能力和水平，對法律規定重點查處的行賄案件，該立案的堅決予以立案，該處理的堅決作出處理，一般情況下不能輕易不移送或者不處罰，而是應當從嚴把握。同時，從社會面上來說，我們必須牢固樹立遵守憲法、法律的意識和自覺。一切公民、組織和企事業單位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中，都應當樹立法治意識、合規經營意識，不能通過行賄手段謀取不正當利益，不能破壞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行賄終將得不償失，行賄所得一切非法利益將予以追繳和糾正，行賄者將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還將依照規定予以聯合懲戒。

答：黨中央始終高度重視民營企業發展工作，強調“兩個毫不動搖”“三個沒有變”“兩個健康”，要求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近日中央發布《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對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作了新的重大部署。

這次刑法修改完善民營企業內部人員腐敗相關犯罪規定，針對的是企業內部關鍵崗位人員因腐敗侵害企業、企業家利益的行為。有的企業內部人員法治意識淡薄，甚至錯誤地認為“在國有企業拿國家財產是犯罪，在民營企業拿老板的錢沒多大事”。從調研了解情況看，各方面反映，近年來民營企業內部人員腐敗問題多發、易發，主要表現在侵占、挪用、受賄和背信等方面，其中背信方面反映較為集中、突出的是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為親友非法牟利等行為。同時，這些民營企業內部治理不規范，缺乏有效監督，迫切需要加強這方面的治理應對。2013年以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出的涉及修改這方面規定的議案、建議和提案有65件，其中很多是來自企業的代表、委員。

這次刑法修改增加民營企業內部人員故意背信損害企業利益的相關犯罪，將民營企業內部人員發生的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為親友非法牟利和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資產等三類“損企肥私”行為也規定為犯罪。這一修改將進一步加大對民營企業財產保護力度，為民營企業有效預防、懲治內部腐敗犯罪提供法律手段，積極回應企業家關切。

答：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百六十六條和第一百六十九條分別規定了國有公司、企業相關人員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為親友非法牟利罪和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國有資產罪，這次刑法修改將現行對“國有公司、企業”等相關人員適用的犯罪擴展到民營企業，將進一步加強對民營企業平等保護。應當說，上述三類犯罪行為過去在國有企業身上表現得比較典型，這是國有企業的性質和特點決定的，因此現行刑法對國有企業相關人員的上述行為作了犯罪規定，沒有適用于民營企業。近些年隨著我國民營企業的發展變化，民營企業內部人員也不斷出現上述行為，嚴重損害企業利益，需要與時俱進完善相應法律制度，適應保護民營企業的實踐需要。需要注意的是，構成草案規定的上述犯罪，在前提上違反了公司、企業有關管理規定或者違背了對公司、企業的忠實義務等，在行為上具備相應的故意“損企肥私”行為，在結果上造成公司、企業重大損失，本質上是企業內部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搞非法利益輸送，損害企業利益的行為。

這次修改進一步豐富完善了刑法涉侵害民營企業財產相關的罪名體系，包括現行刑法已經規定的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等，以及草案這次增加的三個背信類犯罪。貫徹執行好刑法上述有關民營企業腐敗犯罪規定，更好推進民營企業腐敗治理工作，需要進一步注意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一是準確把握政策尺度。我國民營企業發展不平衡，情況還比較復雜，很多企業治理結構和日常管理不規范，有的還是家族企業，在案件處理上要充分考慮企業實際情況。特別是對于涉及企業內部股東之間的矛盾糾紛，要注意把握好犯罪界限和民刑交叉法律問題，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涉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二是執法司法中要加大對民營企業保護力度。這次修改是在法律上落實平等保護的重要舉措，同時執法司法中更要落實好平等保護。從一些企業反映看，實踐中有的部門對企業報案不夠重視，企業存在立案難的情況，這一問題也要認真研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中也提出，“出臺司法解釋，依法加大對民營企業工作人員職務侵占、挪用資金、受賄等腐敗行為的懲處力度”。三是進一步完善民營企業源頭防范和治理腐敗的體制機制。要堅持系統觀念，綜合治理，在給予企業刑法保障手段的同時，有關方面也要引導、支持企業建立完善內部反腐敗工作機制，規范內部人員權力運行和監督，建立完善審計監督體系和財會制度，加強企業廉潔文化建設等。